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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正式印发，这意味着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在2004年发布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(以下简称《决定》)之后，有了新的指导性文件。

那这两份一脉相承的文件中的诸多不同和改变，又折射出12年中投融资体制改革，乃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怎样变化？

从国发到中发

文件的发布单位由国务院办公厅升级为中共中央办公厅

从投资到投融资

形象点说，投资就是给钱(出钱)，融资则是找钱(借钱)。一字之差，其中包含的范围显然扩容不少。

“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

2004年，对政府的要求是提高投资决策的科学化、民主化，政府的投资主导作用一目了然。

现在为企业做好服务成了重点。它的起源就在建设服务型政府。

三个清单

现在政府的投资管理被严格限定在企业投资项目管理负面清单、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这“三个清单”中。

大力发展直接融资

04年《决定》提出，要“逐步建立起多种募集方式相互补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”，而现在《意见》的提法则是要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；

04年《决定》提出，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、增加企业债券品种，现在《意见》的提法则是要进一步发展企业债券、公司债券、项目收益债等；

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

04年《决定》中，强调的是要“综合运用经济的、法律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，对全社会投资进行以间接调控方式为主的有效调控。

而16年的《意见》中，是对政府明确投资范围、禁设歧视性条件、规范投资管理等。

从“试行特许经营”到“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”

04年PPP模式虽在中国已有运用，但却是个新概念，强调的仍是“试行”。

而最近两年，PPP模式遍地开花。因此，《意见》也将重点放在模式推广的专业性、科学性、有效性和可持续化上。

从“投资体制改革”到“推进配套改革”

04年，单单推进投资一项改革就足以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力。

而如今经济进入新常态，需要“加快推进铁路、石油、电力等领域改革，规范并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、特许经营管理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”；需要“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等领域价格改革等。

只有各项意见落实为具体政策、落地为具体的执行，现阶段所面临的“融资难融资贵”问题，才会有解决的可能。（李振）